大学讲堂1

我的性社会学之路——构建宏大叙事中的生存体验

潘绥铭

一、不是原因的原因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的家庭，但是9岁时父亲就倒霉而且被发配了，直到我30岁才平反离休。所以我并非高干子弟，那个圈子也绝不认我。15岁到35岁，我平均三年左右就换一个居住地，所以只能说是北方人，而不是北京人。当过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私下里倒希望是“土匪”出身。

青春期始于“文革”前，上的又是男校，所以对什么叫“无性文化”颇有些感受。下乡等于白下，并没有真正了解农民，也没有增加任何异性交往的知识和经验，只是记住了一些东北和内蒙古农村的口头性文学。有一次听一个不太老的老头唱“十八摸”，大概学生气的反应太明显了，老头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过去的人太穷了，娶不起媳妇，只好这么唱唱，快活快活嘴。后来我觉得，这才是我的性学第一课。

1975年以后有幸接触了“社会弃民”，包括卖自己眼球的人，知道不少当时两块钱一次的卖淫和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没断过的工矿区“买鸡蛋”的故事。所以直到现在也不肯同意“死灰复燃”或“贪图享受”这一类关于性服务小姐的人造神话。而且，当时没人听说过“西方性解放”。

这种经历在那一代人里太平常太平淡了，甚至是很欠缺的，所以我觉得生活经历跟日后研究性学，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压抑只能产生躁动和盲动，追求知识只能由知识来启动。

1981年，我在女儿8个月时，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东北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并最终获得硕士学位。研究什么？世界中世纪史。为什么？因为我在自学历史时（那时还挺时髦），觉得只有这一段最糊涂。

上研究生是一种资格，看书和拜师的资格。导师不经意的一句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多少事？”正因如此，我才该抓紧干，至少把我占据的这点时空染上自己的颜色。正因如此，我才不该期望过高，挨骂或无成果是必然的。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接触到性研究。学世界古代史要从原始时期学起，东北师大又保存了一大批50年代之前的英文著作，所以我一扎进书库，马上就迎头碰上许多记载原始性风俗与性文化的英文书。第一本看的是什么已记不清了，但第一年中印象最深的书是德国人类学家弗林格尔1921年写的《原始人的性生活》。

弗林格尔在性学史上没有多大地位，在人类学史上的作用，我也还没有考证过。但当年把我“震住”的，并不是他的议论，而是他所记载的、我这个中国已婚男人别说知道，就是做梦也梦不出来的那些千奇百怪的人类性行为。例如，直到写此文之时，我也不能不对爪哇男子在自己阴茎上穿6个窟窿，再插上6根小木棍，以示其社会地位感到强烈的好奇；不能不惊讶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亲，居然会用嘴含着青春期儿子的阴茎，以使他平静下来；不能不想象南美母亲在成年破身仪式上掏出并吃掉女儿的处女膜时，该是怎样一种情景。

当年的震惊，现在很难描述。不知查了多少英文熟词，甚至有好多次增删一个字母再查查字典，因为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生怕是我理解错了或者书上印错了。再早下乡的时候，有一个男知青姓焦。别人常故意问他：你贵姓？他总是回答：姓焦。别人就偷笑。直到后来全连男知青差不多都狂笑时，我才明白，原来是“性交”！（现在想起来，还为焦某扎心疼）这就是那时我的性知识基础，怎么经得起上述“性描写”的狂轰滥炸？

一旦知道，就更好奇。我写第一本书时用过和没用过的资料卡片一共有5100多张，全都是读研究生时抄录下来的。有一次回家，小偷摸见我兜里装满卡片的笔记本塑料皮儿，以为是钱，连试4次终于偷走。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对别人进行“性教育”吧，但愿他看不懂。

后来又查到一套30卷的《东方圣书》。除了神奇的印度经典（例如《卡马经》，又译做《爱经》，我就是在这套书中第一次读到），我发现居然还有中国道教的一些性的教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房中术”的皮毛。但当时既不了解道家史和道教史，也不知道还有房中术此物，再加上英文很难返译成准确的中文原文，因此当时并未深究。直到1985年，我表兄留学牛津，寄回来国外博物馆里保存的一些中文古代文献的复印件，我才开始真正了解房中术和中国古代性文化。说来有趣，当时海关的同志慕名找我，想讨论一下进口邮检中如何掌握尺度。刚谈两次，表兄的邮件便被检查出来了。科长哈哈一笑，予以放行。但此后再不为例，还打电话来解释：即使寄给你，也不行。当然，在那时候，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

毕业后，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了。1985年，人民大学号召青年教师开设新课，我就报了一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没想到领导专门在大会上予以表扬。于是就开讲了，而且是本科生的必修课，骂我“脸皮厚”（首届学生语），也得听。此后，副业和隐业变成了正业和显业，除了1989年下半年停了一学期外，一直讲到今天，不过已经扩展为研究生课程《对于性的社会学研究》了。如果加上成人教育和干部进修班，听过我的课的人数已经超过孔夫子的弟子了。

既是切身经验，又是授课法总结，在讲一个学期（54个课时）的课时，我总是在第一堂课就狂轰滥炸，把人类性行为的一切细节通通倒出来，否则，听课的人一周受一次刺激，就根本无法听其中的学术了。这叫强制脱敏。刚开学时，就连已婚研究生都喊受不了，但到期末时，即使纯情女生也能讨论《金瓶梅》中的性细节了，而且脸不变色心不大跳。当然，如果是一次讲座，就要把性细节放到最后，可怜天下害羞心嘛！

还有什么故事？基本没了。一直有些朋友（尤其洋的）关心我所遭受的阻力甚至磨难。但其实没那么多，更没那么严重。原先的顶头上司劝过停课，老一辈先生发过火，相当高的头头下令调查过我的情况，公安和保安审查过我的身份，但是，一来我解释清楚后就再没有什么，二来都是他们的职务使然，三来这些对我并没有构成压力，更形不成阻力，说它干吗？倒是近年来“性学热”后，有位记者问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因为新学科更容易突破？我只好说：现在这么想还差不多，你太年轻，不明白我的那个根本无从选择的时代。

最大的苦恼是学术进展上的。是不是这块料的疑问会跟人一直走到退休那一天。

二、走向“性社会学”

“性革命”与“性化”的话语

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尤其是开始运用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之后，我日益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性的革命。在参考了欧洲1920年代和美国1960年代的性革命的文献之后，我逐步明确了自己的想法，把中国的性革命总结为：生殖革命（独生子女政策的严厉推行）、性表现的革命（情色的日益公开化）、性关系的革命（各种非主流现象）、性行为的革命（性生活丰富化）与社会性别的革命（性别多元化）。

从2000年到2010年，在连续主持三次全国随机抽样的性调查之后，我觉得中国人的性已经出现了质变，所以沿用了英文中的Sexualize（ation），把它作为中国性革命的后续发展。我给出的定义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与性联系起来，日益成为一种很少遭到反对的社会时尚。

这样的总结，其实没有多少可以引经据典的学术依据，主要来自我个人对于中国社会的体验与感悟。“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已经30岁了，整个青少年时期完全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因此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最近30年来性的变化之剧烈。它已经超出了我年轻时候的任何梦想。我当然欢迎这个剧变，因此把它命名为性革命。但是到了21世纪，我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一些我不那么喜欢的变化，也在调查中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困惑或者反感。这促使我使用“性化”的概念而且认定：性的精神禁欲主义已然逝去，性的时尚则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主要敌人。

初级生活圈的分析框架

这是我在1995年首次发表的，主要借鉴了西方的“供养制理论”，见下图。

从这个分析框架中，我提出了“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是中国性革命的独特来源”的命题，据中国留学生反映，这在国际性研究的领域中引起了注意。

我是我家五个子女中的老三，但也是第一批独生子女的父亲。对照我终生碌碌的母亲与我坚持到下岗的妻子，痛切感到生殖革命对于女人和男人的巨大作用。

三、从统计学走向“论方法”

问卷调查的崇拜与反思

1986年我就开始做性方面的社会调查，因为我觉得，研究性的历史最终还是为了解释性的现在，还不如直接去了解现状。另外，我那时已经看了许许多多关于性的抽象思辨和议论，不免产生疑问：这些议论的依据何在？与其我们互相瞎吵一顿，还不如首先调查一下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在干些什么。

第一次调查603人，都是听过我讲性社会学的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成人学员和干部专修班的学员。那时我对计算机和统计学一窍不通，全靠我的朋友史希来，后来他一直手把手地教我，直到我在1991年时最终能够独立处理和分析调查数据。

第二次是1989年初，谭深带领我和史希来、周孝正去上海，随机抽样调查了参观《人体油画大展》的19万上海观众。

以后的速度就加快了，共有：对27城市1279人的调查，对北京市区977人的调查、对全北京所有大学生的抽样调查、对165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运用《金西报告》中的问卷对中国读者的调查、对南方三城市非婚性行为的调查。

观察也是一种调查。从1985年到1989年，每个夏天我都在日落之前去城市的公园里，测定当众公开亲昵的异性伴侣的亲密程度和他们当时所处的场景，最后总结为一个数量化的亲昵行为与场景的相互关系模式。这个报告在国外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但是调查来调查去，我逐渐发现，目前中国的性学研究虽然也很缺乏调查，但更缺乏的是理论，尤其是提不出较好的假设，甚至根本说不清自己想调查什么。例如我的第一次调查，现在看来幼稚之极，把性知识水平、性观念取向、性行为实况全都混在一起来调查，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它们之间可能有什么关系。结果只能算出来一些简单的百分比，例如有多少人看过色情录像，有多少人用过后面进入的性交姿势。但要命的是，这些百分比并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而且根本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后来好多了，调查越设计越合理与精细，许多重要的相关关系被发现了，一些可能性很大的原因可以推测出来了。但是在基本理论上还是进展甚微，还是无法提出好的假设。逼来逼去，我似乎被迫又转回去，重新思考那些当年非常诱惑我的“大问题”。所以才有了“性存在”的一系列概念和理论模式。

自从1998年去调查红灯区以来，我对问卷调查的崇拜出现了巨大的疑问。尤其是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主持了全国随机抽样的性调查之后，在不断清理数据与统计分析的过程中，我根本无法把那一个个的数字，还原为我在调查现场所见到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中国人。由于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龙工作”（从问卷设计到现场调查到统计分析到文章写作），所以更加感受到问卷调查不但存在严重的真实性的问题，而且根本就是在剪裁生活，根本就是无奈之举而绝对不是最佳选择。再加上1998年以来，我在多次研究性产业的实践中开始使用与论说“社区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就更加关注社会学调查方法的学术探索。

歪打正着：社区考察的调查方法

在1997年里，我考察了珠江三角洲的B镇、中南腹地某工业城市旁边的开发区和湘黔交界处的某个私人云集开采的小金矿。在《存在与荒谬》中，对于珠江三角洲B镇的考察报告，篇幅最多。

在接下来的1998年里，我决定放弃那个开发区和小金矿，集中力量研究珠江三角洲的B镇。这是因为，在其他那两个社区里，“性服务”的形式比较单一，在发展阶段上也比较落后，而B镇的“性产业”则层次更多，社区的聚合程度更高，而且已经发展到市场经济的自由雇佣制度了。

1998年2月13日到3月5日、7月11日到29日、12月25日到30日，我三次到B镇和它所属的S区，进行了总计46天的社区考察。

1.什么叫“社区考察”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所谓社区考察应该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和规范：

所研究的社区，应该具有足以说明问题的、明确的时空，既包括确定不变的地理范围，也包括足够长的一个时间段。因此，蜻蜓点水式的多地巡游，显然不能算作社区考察。

所针对的社区，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而不仅仅是一个行政管辖区或者简单聚合的一群人。

从具体方法上来说，所谓社区考察应该是尽可能多地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研究的侧面和层次也应该尽可能地多。

一般来说，社区考察仅仅适用于典型调查或者时点调查，无法代表任何一个相当大的总体。同时，从基本性质上来说，它也主要是定性描述，无法进行统计分析。因此，社区考察既不是至高无上，也不是百病包治。但是，由于在方法论上，它处于个案访谈与随机抽样调查之间的位置上，因此它也具有一些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首先，社区考察更容易了解到某个人类集群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人文传统和心理氛围。因此，在解释人类行为或者社会现象时，可以比个案调查具有更多的代表性、可比性以及环境感；可以比问卷调查获得更多的相关因素、参考情况和纵深资料。尤其是，如果我们并不那么追求个人故事的生动与量化数据的精确，那么社区考察反而可以在确定的时空内，更全面地把握住所研究的总体，更深刻地揭示其内外纵横关系与机制，更贴切地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的众多影响因素。

其次，在同一个社区考察之内，可以把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个案与问卷、观察与访谈、历史资料与现实资料等等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更为综合的研究成果，而在其他研究方法中，上述每一对具体方法之间往往都存在着矛盾，甚至水火不相容。

再次，在社区考察中，研究者可以更多地、更直接地、更全面地获得对于该社区的整个生活的直接体验、感受和理解；更容易发现那些无法量化和统计的、无法在个案中表现出来的，甚至根本无法言传、无法观察的活生生的资料。也许，这就是社区考察最大的优点。

2.社区考察的内容

笔者在本书所讲述的社区考察中，除了一般的调查与观察方法之外，主要使用了以下一些方法：

定时定点的监测（“蹲坑”）

挨门挨户的粗浅访查（“问价”）

直接住在某场所里进行的摸底调查（“入住考察”）

从经营角度访谈老板（“取经”）

以“闲人”的身份访谈小姐（“聊天”）

模仿嫖友访谈嫖客（“同行交流”）

在社区考察的过程中，笔者主要从事了四方面的工作：

收集官方资料

笔者从各个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收集了该镇和各个管理区（相当于内地的村）的基本统计资料，尤其是与性产业密切相关的那些统计资料。此外，笔者还访谈了一些官方人员。

定时定点的监测统计

笔者运用现场观察的方法，对性产业的多种场所，进行了定点的时段观察记录以及时点观察记录，然后加以统计处理，以便推算性产业的实际规模，发现其活动特点，确认其活动规律。笔者观察的重点是“小姐”的情况和她们可见的活动。

个案访谈

笔者对许多性产业的当事人和直接相关人员，进行了非量化的个案访谈，对其中的重点人物，还进行了追踪访谈、客观观察和搜集旁证。

显然，这样的个案访谈与目前所发表的大多数个案研究有所不同。笔者的研究重点并不是当事人的个人历史或者从事这个职业的个人原因，也从来不想仅仅靠这些个案来推断性产业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原因。笔者只是试图通过这些当事人，这些直接就业者和亲身体验者，从内部来了解和分析整个性产业的状况。这样一个研究角度，是这次社区考察中个案访谈的灵魂与最重要价值所在。

访谈调查

笔者对当地居民（包括流动人口）中的各个不同阶层分别进行了访谈调查。访谈的主要内容是：

了解整个社区的综合情况；

从局外人的角度上，了解当地性产业的发展史和现状；

了解当地一般公众，尤其是妇女，对于性产业的认识、评价和可能作出的选择；

了解性产业与整个社区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与相互作用；

了解社区内的分层。

笔者的基本假设是：在一个社区里，所有的居民（包括流动人口）都可以根据他们与性产业的关系，划分成五个阶层：

性产业的直接从业者；

客观上从性产业的存在中获得好处的人；

与性产业毫无瓜葛的一般公众；

自己或多或少受到性产业损害的非直接从业者；

作为集体和制度的各种官方人员（当他们作为个体存在时，则可以归入前四个阶层）。

不同的阶层在看待和评价性产业的时候，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因此也就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参照系。

3.考察侧重点

首先，考察不同阶层对性产业的不同态度，分析他们各自的态度对性产业发挥了何种作用。

其次，分析不同阶层的不同态度之间，存在着哪些差异、矛盾甚至冲突，以便深入理解整个社区在性产业这个问题上，究竟是如何构成以及运行的。

再次，针对同一个问题或者同一个现象，对照比较和互相检验不同阶层的不同说法，以便尽可能地获得整体的认知。

尤其是，在五个阶层中，第一个（性产业的直接从业者）所描述的性产业的情况，与第五个（官方人员）所描述的，简直有天壤之别。因此，笔者极其重视对于一般公众的访谈调查。这是因为，在五个阶层中，一般公众这样一个群体处于中间的位置上。访谈他们所获得的资料，可以用来核实与检验那些从社区管理机构获得的各种统计资料；同时也就对性产业参与者的主诉中的有关方面，进行了测谎。

从事后的系统分析结果来看，上述对于研究对象和考察方法的设计，保证了研究者能够获得足够的、全面的、更加真实的资料，证明这些设计是成功的。

主体建构视角的提出

在同时进行全国问卷调查与性产业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在黄盈盈博士的合作下，我终于在2007年发表了《“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一文。

这种“性的主体建构视角”可以初步表述为如下两个方面：

建构的视角反对把“性”视为“天然的静态存在”，强调对于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解构，尤其重视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建构的基础、动机和意义；第二层次，建构的过程和方向；第三层次，建构的机制及其所蕴含的权力关系。

“主体”的视角反对研究的客观化，主张从“主体”出发。它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强调被研究个体的“主体性”和体验性；其次，在自己的文化中，侧重的是个体之间的互为主体的机制；再次，在多文化中，我们所处的文化就是一个主体。

“主体建构”视角可以说是这两个方面、三个层次的融合所形成的更大的总体。尽管这一学派其实很反对把自己“定义化”，但是还是可以把主体建构视角集中表述为：把现象作为主体自己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天然存在的或者仅仅环境决定的），以主体的感受和体验（而不是研究者的认知）为基础，更加侧重去研究主体自己的建构过程（而不仅仅是建构结果及其作用）的诸方面。

“论方法”的完成

在进行20年的问卷调查与10年的定性研究之后，2006年上级强加给我一个“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大课题，使我获得了一个“计划外”的机会，到现在终于出版了专著《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

我以为，除了性社会学之外，这可能是我足以留给学生们的最佳遗产了。

四、现场调查中的伦理冲突

我刚开始考察红灯区的时候，首初遇到的道德问题是自己的操守。但是后来考察多了才明白，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一个根本道义上的问题：我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那些“小姐”和“妈咪”呢？

这里面又有三个层次：

第一，我究竟应该不应该去研究她们，这本身就是一个道义问题。

在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者中，有些人认为，任何对妓女的研究，只能是利用她们为自己牟利，因此只能给她们带来损害。如果真的是关心她们，就请收起怜悯和托辞，去帮她们建立一个工会。

我不能否认，像我这样大谈性产业和红灯区的情况，有可能使得小姐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需要和所期盼的，其实只是像小草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时候，过度的关注就可能像过度的镇压一样，危害到她们的现实生活的质量。

可是，我是凡人。虽然我并不认为研究“小姐”就一定会损害她们，但是我也不想天花乱坠地打扮自己，因为这个红灯区里的某位老板一语道破：“你是教授，总要找些事情做嘛。”（因此，他并不害怕我摸他的底。）

不过，我仍然承担着道义上的责任。因此我只能遵守中国人的两条古训：在精神上坚持“将心比心”；在行动上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我跟“小姐”是生而平等的。

首先，我匿掉任何具体的地名和人名，而且像在性咨询当中一样，努力去真的忘记所有人的真名实姓，因为这才是最可靠的保密。我希望，这样可以减少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小姐”可能造成的伤害。

其次，我努力“学术化”，寄希望于大多数各级决策者都不会看我的书，看了也会无动于衷，惹恼了也只来处罚我一个人。这样，也许可以在整体上避免危害“小姐”们。

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仍然会使我居高临下。还是严月莲女士说得更加透彻：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只有四个字，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否则，请离“小姐”远一点，让她们过自己的生活吧。

研究道义的第二个层次是：我能不能为了研究的需要，就去挖掘对方所不愿意暴露的隐私呢？

例如：萍姐（“妈咪”）已经回家乡结婚了。这是研究小姐“转业”和“退役”的罕见好机会。可是，我还能再追去找她聊天吗？甚至，如果我再遇到她，还能表示我们曾相识吗？显然是不能，哪怕我的记录极不完整也罢。

再如，我曾经偶然遇到过一位现在已经被包做“二奶”的前“小姐”。这是研究“小姐”的“业内上升”的绝好个案。可是，既然她并没有主动跟我打招呼，那么我就只能视而不见，擦肩而过。

我坚信，任何社会调查都不能搞“逼供、诱供”，哪怕是使用最最温柔的手段，也不行。尊重对方的“隐私屏障”，就是尊重对方的整个人格，也就是尊重调查者自己。

第三个层次是：我应该从什么角度上去帮助她们呢？

在西方，从19世纪起，就一直有许多善良的人们试图“拯救”妓女，哪怕仅仅拯救她们的灵魂也好（劝她们入教）。现在，中国的许多机构也在大张旗鼓地拯救“失足妇女”，甚至关押她们的地方的名字，也与关押嫖客的地方不一样，不叫“劳教所”，更不叫“监狱”，而是叫作“妇女收容教育所”。

但是，人们的这一切良苦用心，其实都是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之上的：“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如若不然，那就必须“抗拒从严”。马玉珍，一个北京的“妈咪”，不就在春天即将来到1999年的时候被枪毙了吗？也许我应该虔诚地相信：她的罪恶已经等于真的杀人了，已经大于那些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和鲸吞公款近两亿元的人了。

可惜，我所见到过的所有“小姐”和“妈咪”，虽然都表示自己愿意退出性产业（转业或者退役），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没有一个认为自己现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因此，她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什么拯救或者“收容教育”。她们认为那仅仅是“被抓”，是“劳改”，是自己从事这个职业所不得不面临的诸多灾难之一。结果，按照通行的说法，她们也就自绝于所有那些准备教育她们的机构，自绝于主流文化。

可是，她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最弱小、最无望的人。她们确实需要帮助，需要一些对她们自己有用的具体帮助。

这样一来，我就很难办了。虽然我可以不去拯救（抓）她们，因为我没有领那份工资，也没有人给我授权。但是我是一个人，理应奉献爱心。可是我仍然没有做多少。因为我的活思想刚刚冒头，一位老板就借着议论一个嫖客的机会，洞若观火般地说：“你给多少钱都没有用，都给（她们的）鸡头拿去了。”

当然，原因也不是这样简单。我从小就知道“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还看过不下六次电影《大浪淘沙》。在那里面，主人公想给一个乞丐一些钱。一位地下党员教导他说：天下的乞丐那么多，你一个人能管得过来吗？只有推翻万恶的旧社会，所有人才能都幸福（大意）。于是主人公就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也就是说，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成功地使用了“为了整体的长远利益”这样一个信仰，使得他们最初发源于深切人道同情的个人义举，成为伟大的事业，并且最终成功。笔者属于“老三届”，就这个问题而言，在我的人文精神储备中，这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唯一拿得出手的理论。所以，35年之后，我在S区面对乞丐般穷困的“小姐”时，这就成了我不施舍的理由。

不过，最近15年来，我又总是被教导应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所以我也总是在怀疑：我的上述理由是不是怯懦和逃避？是不是“先当救世主，再做人上人”？这搞得我着实困惑了好多天。

最终，我所能找到的存身夹缝是：尽可能多地给她们讲一些预防性病的知识、给几个人一些不要吸毒的忠告、帮几个人办一些与她们的业务无关的事情、资助一个人回家。

此外，我也许是老糊涂了，所以还尽可能多地陪她们呆坐、打扑克、逛街、吃饭，哪怕这些对我的研究毫无意义也罢。因为我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她们的生活中那深不可测的枯燥、乏味与寂寞；还因为她们中的好几个人都说过，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和“外人”这样对待过她们呢。结果，有一次下雨时我要出门，在场的四位“小姐”一齐帮我到处找伞，令我十分感动；因为她们自己没有伞，也从来不用伞。

当然，我知道，这一切肯定会被一些人斥骂为“物以类聚”。可是，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连将心比心的同情都要被指责，那我们还活个什么味道呢？

五、专业知识分子与犬儒主义

演讲该结束了。我希望读者们对性学这门学科感兴趣，而不仅仅是对我这个人感兴趣。但是我也该有一些起码的交代。不过，可都是自我感觉啊。

我的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至少大15岁。这对我的工作有利。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是越老越受人欢迎，一是医生，二是教师。我不是医生，但是总有些朋友来找我，帮他们解决一些隐私问题，所以也算跟“医心者”沾边。我常做调查，外表老一些更好。年轻的觉得可信赖，年老的觉得有共同语言，女同志有安全感。

我的性格至少是有一些孤僻，宁可独处，不喜欢聚，因此得罪过一些朋友。我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调查专家。除了调查任务逼迫之外，我基本上是待在家里看书、写东西和想。过去一直住在父母家，只有10.5平方米的一间屋，1993年春节才分到两居室的住房。

我和妻子是毛主席做的大媒，即“文革”中因下乡而相识相爱。她是乡镇的店员之女，我从她和她家获得了许多乡镇生活的知识。她现在是会计，自从我上研究生开始，她挣的钱就一直比我多。她并不想搞学问，但她始终相信我做的一切都是正经事和好事。直到今天她也没有逼我下海捞钱，而我的两位很有前途的小师弟，恐怕都要因后院起火而事业夭折了。

1994年的时候，有一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法国博士曾对我说：“现在你可能是最激进的，但到50岁时，你会变成一个儒家。”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我不甘心，不服气，不愿辜负当年把我引向性学的那种激情。我会一直告诫自己的。当然，如果剧变的历史和全新的下一代抛弃了我，我会欣慰的。

从否定传统开始，一直拼搏到自己被否定，这就是研究者的“命”。

可惜的是，到了现在的2011年，我却发现自己在心态上确实变成了一个“儒家”。在社会实践层出不穷、多元思潮风起云涌的今日，我还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这究竟是专业知识分子的操守，还是犬儒主义的生存？我自己也没有答案，只好找到最方便的解释：我一辈子走到现在，已经没有参与社会的能力与资格，只能追求善始善终了。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中国，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各种各样的草根组织、NGO风起云涌，各种各样的运动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这样的研究者们非常尴尬。很多年轻人当着我的面骂：“你们就会自娱自乐。”我想我要是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也会这么骂别人的，不稀奇。可是做一个研究，如果不是自娱自乐，它一定做不到今天。

我们最大的尴尬就是，面对中国这种环境，我们这帮做学问的教授该怎么办呢？我也没有什么好的结论和想法，我只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专业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在别的国家叫“技术官僚”，很保守的，很多国际上的人都在骂：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都是犬儒主义的，就是缩头乌龟。我不知道，这也是我最大的困惑。我现在跟吴敏伦教授的定位稍微有一点类似，我跟所有草根组织的关系就是：你如果需要学术包装，我来给你包装，你想在哪个杂志上发表，我把你变成主流的八股，那你就能发表。但是我只能帮你们这么一点点，别的我也做不到。

（演讲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晚清大变局：改革与革命的赛跑

雷颐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

在清朝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妇女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

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的谴责。

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

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其实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词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未料到的动力下移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屈辱地一点点打开自己的大门，不得不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口”与外国人“通商”。但清朝统治者依然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一个与自己起码是“同等水平”的外部文明的存在。

但是，大门被打开之后，就无法关上，不得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打交道。清朝统治者拒不承认、也不愿与“蛮夷”打交道，在他的观念中，仍是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可以说，他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完全没有认识，但现实中又必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于是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还想将与“狄夷”的关系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而且，这位办理“五口通商”的大臣始终以钦差的身份列为兼职，即非专官又无专署。到1860年代初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种形式的中外交涉更多，外国侵略者对由地方官吏兼差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日益不满，在种种压力之下，清政府才成立了专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权宜之计。清朝统治者颇为天真地以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总理衙门”不仅未能裁撤，职权反而越来越大，不仅纯外交意义上的“交涉”归其“总理”，而且举凡通商、关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械、创办机器制造企业、邮电、铁路、矿务、练兵、新式学堂等无不“总理”，可谓包罗万象。然而，一个职权如此重大的机构却始终未脱“临时”的名分，“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亦无法提出统筹全局的应变大纲。直到1901年7月，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剧变之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压力下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历经60余年，清政府才不得不从体制上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旧体制，设立了正式的专门机构。由于长期不愿放弃旧体制，不愿正式承认“外交”的存在，而实际却又不得不与咄咄逼人的列强“外交”，所以清政府对外交涉往往左支右绌，前后矛盾，遗患无穷。例如，为了阻止列强在京常设公使的要求，清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分别在南京、天津设立“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二职，希望能就近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折冲”之地，使列强感到没有在京常设公使的必要。从行政体系上说，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但是，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只起顾问、传达、审核作用，该两大臣在对外交涉时小事自办，大事上奏请旨，均不经过总理衙门。这样，实际存在多种外交渠道，彼此难以协调。但出乎清朝统治者预料的是，这些措施却使南、北洋两大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地方大吏。清廷初设这两个“大臣”时，皆由满洲贵族担任，想直接控制对外交涉并阻止汉族地方大吏权势的增长。但事与愿违，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却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职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北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

汉族地方大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结果。正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这一变化是非常深刻的，使变革的主导力量开始下移。

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做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却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或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

这批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亲身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文、洋枪、洋炮、洋……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加以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象的激烈争论。

要办洋务自然要学习外语、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1866年他们又更进一步，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官员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为反对这一主张，顽固派甚至将久旱不雨归咎于此，说这是“天象示警”，说明此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广大士大夫对洋务派此举也十分反感，一时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间也有不少俚语，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人数锐减，而“正途”出身人员更是基本没有，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

对现代国家来说，修筑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都十分重要，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看到此点，但反对者甚众，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结果修铁路长期未获得“合法性”。仅一些洋务派大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修成了一些铁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争才算有了一个结论。修建铁路这种明显的有益之事尚且要争论将近二十年，遑论其他。造轮船、架电线、开煤矿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

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书，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做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再次，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反而难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