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窃的信

埃德加·爱伦·坡

一八XX年秋，在一个风声萧瑟的傍晚，我和朋友C. 奥古斯特·迪潘在他位于巴黎圣日耳曼旧郊区登诺街三十三号四层的后书房或藏书室中享受着双重奢侈：一边沉思，一边抽着海泡石烟斗。有至少一个小时，我们保持着绝对的沉默，在任何偶然经过的人看来，我们两个大概都心无旁骛地沉浸在喷云吐雾之中。整个屋子烟雾缭绕，气氛有些压抑。然而，对我而言，我头脑中一直思索着那晚早些时候我们谈论的某个话题；我指的是太平街的事和与玛丽·罗歇遇害有关的谜案。因此，当房门被推开，我们的老熟人即巴黎警察局局长G先生进来时，我认为这纯属巧合。

我们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因为他这个人虽然可鄙，但还算是风趣，况且我们也有几年未曾谋面了。他来前，我们俩一直坐在黑暗中；他进来后，迪潘起身想要掌灯，但听到G说他来向我们请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来向我朋友征求对业已惹起大麻烦的公事的意见时，他就没点灯，又坐下了。

“要是这个看法需要思考的话，” 迪潘一边克制住自己没去点着灯芯，一边评说道， “我们最好还是在黑暗中好好研究研究吧。”

“这又是你出的一个古怪点子。” 警察局长说。他习惯把超出自己理解能力的东西称为 “怪” ，因此他的生活里充斥着 “怪人怪事” 。

“太对了。” 迪潘说，同时递给客人一个烟斗，并推给他一把舒适的椅子。

“现在有什么难事？” 我问， “我希望别再是什么谋杀案之类的，对吗？”

“哦，对，不是谋杀那回事。事实上，这件事很简单，我毫不怀疑我们自己就完全能把这件事搞定；但我觉得迪潘一定想听听这事的原委，因为这事太怪异了。”

“简单但怪异。” 迪潘说。

“呃，是的；但也不完全准确。事实上，我们都非常困惑，原因是这件事虽然很简单，但它却把我们都难住了。”

“也许正是事情的简单让你们失误。” 我朋友说道。

“你真是胡说八道！” 警察局长答道，尽情地哈哈大笑起来。

“可能这个谜局未免有点太清楚了。” 迪潘说道。

“哦，天啊！有谁听说过这种话？”

“有点太不言自明了。”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 我们的客人发自心底地放声大笑， “哦，迪潘，你可笑死我了！”

“手上究竟是宗什么案子？” 我问道。

警察局长均匀地喷出一股长长的烟雾，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在椅子上坐定后说道： “哎，我给你说说，三言五语就能说清；但说之前，我可得提醒你这事儿需要绝对保密，倘若有人知道是我泄的密，我这警察局长的位子很可能就没了。”

“继续。” 我说道。

“要么干脆别说啦。” 迪潘说。

“嗯，还是说吧。我从一个非常高档的社区获得个人信息：有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被人从皇家公寓盗走了。是谁盗的文件我们知道，准错不了，因为他拿走文件时有人看见了。我们还知道，这份文件还在他手里。”

“这是怎么知道的？” 迪潘问道。

警察局长回答说： “这是明摆着的，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推断出来，比如文件的性质，再者偷盗者若将文件出手立刻会出现的后果并未显现，也就是说，从偷盗者会必然谋划最终如何使用文件这一点，可以清楚明白地做出这样的推断。”

“说得再清楚点。” 我说。

“嗯，我甚至可以斗胆说，这份文件使持有者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得到一定的权柄，而在这一区域此权力是非常有价值的。” 警察局长喜欢用这样的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太明白。” 迪潘说道。

“不明白？这么说吧，这份文件倘若泄露给一个无名的第三者，就会使一个地位至高无上的人物的荣誉遭到质疑，因而这份文件的持有者拥有拿住这位要人的优势，并使其名誉地位和生活的宁静受到了威胁。”

“但要利用这个优势，” 我插嘴道， “取决于盗贼要知道失窃者知道是谁把文件盗走了。有谁敢……”

“这个盗贼，” G说， “就是D部长，他没有什么不敢干的事——凡事无论得体还是不得体，为所欲为。盗取的方式机智且大胆。所说的文件，说白了就是一封信，是失盗者独自在皇宫内院里时收到的。她还在细细品读的时候，被进来的另一个达官贵人突然打断，因为她尤其不想让他看到这封信。匆忙中，她把信往抽屉里猛然一塞，却没塞进去，只得就那么打开着放在桌上。不过，地址在最上面，内容没露出来，不太惹人注意。在此关头，D部长进来了，他那双狸猫 [1] 眼一下子就注意到那张纸，从地址就看出来了是谁的笔迹，察觉到收信人一脸的慌乱，便洞察了她的秘密。像平时那样，匆匆地经过一番例行公事之后，他拿出一封和前面提到的那封信较为相似的信，也打开，假装读着，然后紧挨着另一封信并排地放在那儿。之后，又聊了聊公共事务，大概有一刻钟的样子。最后，起身告辞时，就从桌上拿走了本不属于他的那封信。信的合法所有人看见了，却不敢声张，因为跟前还站着第三者。这位部长就这么撤了，将自己的那封没有丝毫价值的信留在了桌上。”

迪潘对我说道： “这么一来，你就真正清楚了 ‘优势’ 的完整涵义——盗信者知道失窃者知道是谁把信盗走了。”

“没错，” 警察局长答道， “如此获得的权力，就这样在过去的数月间，为了政治目的，被恣意地运用到极其危险的地步。失窃者日益明白讨回信件的必要性，可又不能公开直接地向对方索要。最后，实在没辙了，她就把这件事托付给了我。”

周围尽是滚滚翻腾的烟云的迪潘说道： “我想能够求得到或想象到的代理人中，没有哪个能比您更睿智的了。”

“过奖了，” 警察局长回答说， “但确有可能当时就有类似于这样的看法。”

“很明显，” 我说， “据你观察，信还在部长手上，因为只有把信拿在手上而非发挥其作用才使持有本身具有了权力。一旦让信发挥了作用，权力反倒也就没了。”

“一点不假，” G说道， “基于这一信念，我展开了调查工作。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彻底搜查那位部长下榻的旅馆，当然这种想法的尴尬之处在于必须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首要是，有人警告说，这种做法的危险在于可能打草惊蛇——让他有理由怀疑我们在调查他。”

“但是，” 我说， “这不是你们惯用的调查手段吗，巴黎警察局以前总是这么干。”

“哦，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我并没有绝望。这位部长的习惯也帮了我的大忙。他经常整夜不在家，他家里的仆人也不算多，他们睡觉的地方离主人的房间尚有一段距离，而且他们大多为那不勒斯人，很容易喝醉。你们都知道，我是有钥匙的，巴黎的任何一个房间或是柜门我都能打开。三个月中，没有一天夜里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亲自彻底搜查D入住的旅馆。一来事关我的声誉，再则，向你们透露一个天大的秘密：报酬很高。所以，我没有放弃搜索，直到后来我完全相信这个窃贼比我还精明。我想我已经搜遍了房间里可能藏匿信件的每一个犄角旮旯。”

“但有没有可能，” 我提示道， “尽管信可能还在这位部长手上——当然这是毋庸置疑的，他已经把信藏到他居住的房间以外的其他地方去了？”

“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 迪潘说道， “从目前宫廷秘事的特殊性来看，尤其是从已知D卷入其中的种种阴谋来看，使得信件即刻在手，也就是说立刻就能拿出信件，与占有这封信的重要程度几乎不相上下。”

“有可能需要拿出吗？” 我说。

“也就是说，将其销毁的可能。” 迪潘说道。

我评述道： “的确如此。这封信显然还在房间里。至于这位部长大人能否把它带在身上，我觉得完全不可能。”

“完全如此，” 警察局长说道， “他已经两次在路上遭到伏击，看似拦路强盗所为，他本人就被我严格地搜查过。”

“这事何必劳你大驾亲自出马，” 迪潘说道， “D，我敢说，也不完全是个傻瓜；如果他不笨，必然也早已料到拦路抢劫这种事定会发生。”

“他可不是个十足的傻瓜，” G说道， “然而，他是个诗人，这与傻瓜只有一步之遥。”

“这倒是真的，” 迪潘海泡石的烟斗里喷出长长的一股烟，思虑再三后说， “然而，我自己也深感内疚，作过打油诗。”

“或许你可以具体描述一下，” 我说， “你们搜查的细节。”

“哎，事实上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搜遍了所有的地方。在这些事情上，我已经积累了好多年的经验。我一个房间挨一个房间地搜了整栋楼，每个房间都要花上整整七个夜晚。首先，我们检查每个房间里的家具，打开可能放信的每个抽屉；而且我估计你们知道，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警探而言，根本就不存在什么 ‘秘密’ 抽屉。哪个警察要是在这种搜查中漏掉了 ‘秘密’ 抽屉就简直是个笨蛋。事情就这么简单。每个柜子里都有很多地方需要排查。关于搜查，我们有严格的规定。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搜完了柜子，我们就搜椅子。椅垫我们就用很细的长针来探查，你们是见过我用这种探针的。我们也把桌子顶上的桌面卸了下来。”

“这是为什么？”

“有时候桌面或其他类似组装的家具，会被当事人拆开往里藏东西；然后桌腿也被挖空，把东西放进去，桌面重新安装好。床柱的底部和顶部也是如法炮制的。”

“空的部分不能通过声响探测出来吗？” 我问道。

“不可能。假使里面存放了东西，周围又放满了棉花填充物，就根本不可能听出来。而且，我们这个案子不允许我们弄出一点声音来。”

“主人或许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在家具里面藏东西，但你们不可能把所有这些家具都一一拆卸成组合件。一封信可能被卷成细卷，形体上与一根织针差不多，如此完全可能被插入一把椅子的横档里，你们没把椅子拆得零零散散的吧？”

“当然没有；我们干得更漂亮一些——检查了旅馆里所有椅子的横档，其实还有所有家具的接合处，借助强大的显微镜检查每一个细节。要是有任何最近动过的痕迹，我们都会立刻捕捉到。比如，哪怕是螺丝锥的粉末也会像苹果那样明显。任何胶合的地方有什么变动——接合处不正常的裂缝，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及对它们的仔细探查。”

“我估计你们检查了镜子的背板与玻璃板之间的地方，也探查了床、床上用品、窗帘和地毯。”

“那当然；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家具的每个细小的地方都彻底查完之后，就开始检查房子本身。我们把房子的整个表面分成不同的部分，再编上号，这样就不会漏掉任何一处；接下来就一平方英寸一平方英寸地细查整幢住宅，包括紧挨着的两间房子，也用显微镜，跟前面一样。”

“也包括毗邻的两间房子！” 我惊呼道， “你们一定费了不少劲。”

“那可不，不过报酬是很丰厚的。”

“你们也检查房子周围的地面了吗？”

“所有的地面铺的都是砖，这给我们带来的麻烦相对小点。我们检查了砖与砖之间的苔藓，发现没有动过的迹象。”

“你们也查看了D的各类文件，当然还有他书房里的书？”

“当然，我们打开了每个包裹；不仅翻开每本书，还一页一页地细细翻看，不像有些警官那样把书摇晃一下就拉倒。我们还测量了每本书皮的厚度，准确到最高的测量精度，再用显微镜对每本书仔仔细细地检查。如果哪本装订物最近被插入了什么东西，是根本不可能逃过我们的检查的。有五六本书刚刚装订过，我们都用针顺着书脊的方向仔细地探查了。”

“你们检查地毯下面的地板了吗？”

“毫无疑问，我们移走了每块地毯，再用显微镜检查木板。”

“还有壁纸？”

“是的。”

“你们查看地下室了吗？”

“查了。”

“那，” 我说， “你们可能就失算了，信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在房间里。”

“我恐怕你是对的，” 警察局长说， “这种情况下，迪潘，你会建议我们做什么？”

“彻底搜查整栋房屋。”

“那绝对没必要，” G回答说， “我完全有把握地说信不在旅馆，这就像我呼吸故我在一样有把握。”

“我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建议，” 迪潘说道， “不过，你可以准确地描述出那封信的特点吗？”

“噢，当然！” 警察局长当场拿出一个备查簿，开始大声念起那份失去的文件的详细内容，尤其是它的外表的细枝末节。细读完后，他很快就离开了，情绪相当低落，我从未见这位优雅的绅士如此沮丧过。

大约一个月后，警察局长再次来访，发现我们还像以前那么全神贯注。他掏出烟斗，搬来一把椅子，聊起了家常。最后我说：

“对了，G，那封失窃的信到底怎么样了？我估计你最后还是承认，再怎么折腾也无法战胜这位部长吧？”

“见他的鬼去吧，我得这么说；像迪潘建议的那样，我们又重新查了一遍——当然是白费劲，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你说过给的报酬是多少？” 迪潘问道。

“哦，很多——很慷慨的一笔报酬，我不想说具体多少；但我得说，要是谁能拿到那封信，我不介意开具五万法郎的个人支票与他交换。事实上，拿到这封信一天一天地变得愈发重要了，报酬最近已经翻倍了。但就算是翻三倍，我也无计可施。”

“哦，是的，” 迪潘一边吸了几口海泡石烟斗，一边慢吞吞地说道， “我真的想，G，你还没有发挥自己的潜力——在这件事上充分发挥。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干点什么，嗯？”

“怎么干？——用什么办法？”

“噢……噗，噗……你可以……噗，噗……在这个问题上聘请顾问，嗯？……噗，噗，噗。你还记得他们讲的阿伯内西的故事吗？”

“不记得；该死的阿伯内西！”

“当然！他该死而且咎由自取。然而，很久以前，有一个守财奴为了向这个阿伯内西套取对他所患疾病的治疗意见，想出了一个法子。他安排了一场与阿拍内西的单独会面，两个人开始闲聊，守财奴就采取迂回的办法，把自己的病情说成一个想象中的人的情况，以此向阿伯内西求得处方。”

“ ‘我们可以想象，’ 守财奴说道， ‘他的症状是这样、这样的；那么，医生你会指导他采取什么办法呢？’”

“ ‘什么办法！’ 阿伯内西说道， ‘当然，还是向医生征求建议吧。’”

“但是，” 警察局长有点不安地说道， “我当然愿意征求建议，而且为此支付费用。谁要是能在这件事上帮我，我真的愿意给他五万法郎。”

“那样的话，” 迪潘回答说，一边打开抽屉，拿出了一本支票， “你就按照刚才说的钱数给我开具一张支票。你签了字，我就把那封信交给你。”

我大吃一惊。警察局长也被惊得目瞪口呆，几分钟说不出话，一动不动，张着嘴，满脸疑惑地看着我的朋友，眼珠好像要从眼窝里跳出来；然后，显然是恢复了几分平静后，拿起笔来，中间停顿了几次，又木然地打量了我的朋友几眼，最终填写了一张面额为五万法郎的支票，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隔着桌子递给迪潘。迪潘仔细地核对了支票后，把它放到随身携带的小笔记簿里；然后，打开一个有抽屉的写字桌，拿出一封信，交给了警察局长。这位局长把信抓在手里，真是高兴到了极点，手颤颤巍巍地把信打开，很快地扫了一眼内容，然后连滚带爬地冲向门口，唐突地离开了屋子。从迪潘要求他填写支票到离开屋子一声都没吭。

他走了以后，我的朋友才解释了事情的原委。

“巴黎警察，” 他说， “是格外能干的，有自己的一套。他们往往坚韧不拔，富于创造，足智多谋。业务上需要他们懂得的主要东西，他们也完全精通。所以，当G向我们详细讲述他是如何如何搜索D旅馆的房屋的时候，我完全相信他的搜查是令人满意的，至少从投入的人力上看是这样。”

“至少从投入的人力上看？”

“对，” 迪潘说， “所采取的措施不仅是其中最好的，执行得也绝对完美。如果那封信是放在他们搜索的范围内，毋庸置疑，这些兄弟早就找到了。”

我只笑了笑，他却好像对自己所说的十分认真。

“他们采取的措施，” 他继续说道， “本身是好的，而且执行得也不错，问题在于不适用于本案及那位部长。一套有高度创造性的手段对于警察局长而言，就是一种普洛克汝斯忒斯 [2] 之床，意思是说他不是根据实际需要制订计划，而是强行使自己的计划与这套手段相一致。但他总是犯错，不是把问题想得太深奥复杂，就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肤浅，很多学校的小孩儿都比他脑子清楚。我认识一个八岁的孩子，他在猜 ‘奇偶数’ 的比赛中获胜，令人人钦佩。这个比赛很简单，是玩石弹子。一个选手手里拿一定数量的石弹子，让另一个选手猜这个数字是奇数还是偶数。如果猜对了，猜对者就赢一个石弹子；猜错了，就输一个。我说的这个男孩儿把学校里的所有石弹子都赢来了。当然，他有个猜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观察和衡量对手的机敏程度。比如，如果对手是个十足的笨蛋，举起握着石弹子的手问道， ‘奇数还是偶数？’ 这个小男孩儿回答 ‘奇数’ ，结果猜错了；但第二次猜的时候他赢了，因为这次他就心想： ‘这个笨蛋第一次拿的是偶数，他的那点小聪明至多就是第二次拿奇数，所以我猜奇数’ ；他猜奇数，赢了。现在，要是换了一个智力高于第一个的笨蛋，他就可能这样推理： ‘这家伙发现我第一次猜奇数，而第二次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像第一个笨蛋那样，把偶数变成奇数；但转念又一想这样的变化太简单了，他最终还会像之前那样拿偶数。所以我要猜偶数’ ；他猜了偶数，赢了。学校小男孩儿的这种推理模式，他的小伙伴们称为 ‘运气’ ，归根结底是什么？”

“这不过是，” 我说， “推理者通过推己及人来揣摩对手的智力水平的办法而已。”

“正是，” 迪潘说， “当问及这个男孩儿是如何通过做出充分判断获得成功的，我得到了如下答案： ‘当我想要弄清对手有多聪明，或多蠢，或多好，或多坏，或他此刻在想什么时，我会模仿对手的面部表情，尽可能模仿得一模一样，然后看我的脑子或心里会产生什么想法或情绪才能与对方的表情相配或对应起来。’ 孩子的这种反应是一切看似深奥的东西的深层本质，罗什弗科、拉布吉夫、马基雅弗利还有康帕内拉等大家的身上都体现出这些特点。” [3]

我说： “而且这种推理者通过推己及人来揣摩对手的智力水平的办法有赖于，要是我理解正确的话，对对手智力水平衡量的准确度。”

“从实用价值看，这是关键，” 迪潘回答说， “警察局长和他的属下屡屡失利，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采用这种推己及人的推理方法，其次是未能有效衡量，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衡量与他们打交道的对手的智力。他们只是考虑自己如何想出锦囊妙计；在搜查隐藏的任何东西时，只注意假若是自己会怎么藏匿东西。他们这样想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他们的精思妙想是一般人的典型想法；然而与他们的单一妙计相比，这种罪犯诡计多端，也就自然把他们挫败了。对手在他们之上时，这种情况总是发生；对手在他们之下时，也很常见。在调查原则上，他们没有随机应变，至多是出现紧急情况时，比如巨额回报，他们会扩大或加强老的搜查方式，却没有触及原则性的调整。再比如，在D这个案子里，他们采取过什么办法改变行动原则了吗？所有这一切钻孔、探测、探听、用显微镜细查、把建筑的表面分块登记编号的做法是什么？不过是夸大使用一个或一套搜索原则，而这些原则都是基于一套阻碍人的创造力的想法，而这正是警察局长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所惯用的方法，不是这样吗？难道你没有发现他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藏信的时候，虽然不完全是藏在椅子腿的钻孔里，也至少是藏在一个特别的钻洞或角落里，这种思路岂不是跟劝人把椅子腿钻个洞来藏信的主意如出一辙吗？难道你也没有看出这样精心选定的、藏东西的角落只适用于一般情况，为一般智商的人所采用？一般来说，在所有藏东西的案例中，对所隐藏的东西采用这种精心设置的方式来处理，最有可能被人推测出来，被人算到；所以，要找到赃物，根本不是靠聪明才智，而完全靠的是搜查者的细心、耐心和决心；遇到重大案件，或者报酬非常巨大时，我说的搜查人的这些素质都是尤为重要、不可或缺的。现在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如果失窃的信确实是藏在警察局长搜查范围之内的什么地方，换言之，如果藏信的原则在警察局长的搜信原则之内，那么，查出信来也原本就完全不成问题了。可是，这位长官却完全被迷惑了。他失败的间接原因在于他认为这位部长是个笨蛋，因为作为诗人他已经名声在外了。凡是笨蛋都是诗人；这位警察局长就是这么想的。他不过是犯了 ‘中项不周延’ [4] 的错误，而因此推断出，凡是诗人都是笨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位部长仅仅是个数学家，警察局长就没必要给我这张支票了。我很了解他，他既是数学家也是诗人，而且我针对他的能力，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考虑他所处的环境的实际情况。我知道他还是一个善于奉承的谄媚者，一个胆大妄为的阴谋家。这样一个人，我认为，不可能注意不到一般警察的行动方式。他不可能没有预料到，而且一系列的事件也证明，他早就料想到自己会遇到拦路抢劫。我考虑，他一定已经预见到其住所会遭到秘密搜查。警察局长认为他经常夜里不在家帮了他的大忙，我倒认为这是部长的诡计，故意给警察提供彻底搜查的机会，以便他们能够早一点断定信不在住所，事实上，G就认为是这样的。我也感到，这件事的整个思路（我刚才已经费劲地向你详细解释了）与警察搜索隐藏的东西时不变的行动原则有关——我觉得整个思路部长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经过这番考虑，对于一般的藏东西的犄角旮旯他一定不会感兴趣。我想，他不可能这么弱智，甚至于看不出他旅馆里最复杂、最偏僻的藏东西的边边角角，对于警察局长的眼睛、探针、螺丝锥及显微镜而言，就像最普通的柜子一样大敞四开。我最后发现，他自然会被逼无奈只得求其简单了，即便不是故意如此选择的话。你们应该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指出，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案子非常显而易见，他会倍感麻烦，当时他笑得是何等狂妄。”

“是的，” 我说， “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兴奋劲儿。我那会儿确实以为他会笑破肚皮的。”

“物质世界中，” 迪潘继续说道， “存在着大量与非物质世界中极其类似的地方；因而修辞学的教条还是有些道理的，比如隐喻和明喻可以加强一个论点，美化一篇描写。再比如，惰性力原则在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中好像都是一样的。在物理学中，大的物体比小的物体移动起来更困难，而且它们接下来所具有的冲量与这种困难是相一致的；在形而上学中，道理亦然：智力更强的人与智力在他之下的人相比，虽然在行动中更有魄力、更坚决、更有作为，却不容易被触动、更加拘谨，在行动的最初几步犹犹豫豫。与此同理的还有，你有没有注意到街上商店门上的招牌哪个最显眼？”

“这事儿我从来就没想过。” 我说。

“有一种字谜游戏，” 他继续说道， “是在地图上玩的。玩的一方要求另一方找到一个指定的词——城镇、河流、州或帝国的名称，简单地说，就是在色彩斑驳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地图表面上的任何一个词。新手为了难倒对手，往往要让对方找出字号最小的名称来；但老手通常要选择从图的一端横跨到另一端的、字号大的词。这些大号字体的词就像街上书写得大大的招牌和标语，因为过于显眼而不为人所注意；在此，视觉上的失察与思想上的疏忽可谓神肖酷似，正是因为有些东西过于引人注意，有些道理过于显而易见，聪明的人考虑问题时往往就把这些方面放过去了，忽视了。这好像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警察局长有点理解不了或者不屑考虑的。他从来没想过，这位部长很可能或有可能把那封信就放在了大庭广众的眼皮底下，以此作为不让任何人找到它的上策。”

“但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很多，觉得D是个敢于冒险、闯劲十足、足智多谋、与众不同的家伙；要是他想有效地使用这封信，就一定会把它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考虑到警察局长提供的可靠证据，信不可能藏在这位长官的常规搜索范围之内。思前想后，我越想越感到这位部长为了隐藏这封信，会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充满智慧的权宜之计——无为而藏。”

“我打定了主意，备好了一副绿眼镜，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非常偶然地，前去部长下榻的旅馆拜访。我发现D在家，像平常一样，正打着哈欠，懒洋洋地躺在那儿消磨时光，摆出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态。他或许是活人里真正精力最充沛的人了——不过，那得是在没有人看见他的时候。”

“为了跟他扯平，我抱怨说自己的视力差，还为自己不得不配戴眼镜而长吁短叹了一番；我假装只顾跟主人聊天，却在眼镜的掩饰下小心翼翼地把整个房间彻底地环视了一圈儿。”

“我尤其注意到房间里有一张大写字台，他就坐在靠近写字台的地方，写字台上面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各样的信件和其他的文件，还有一两件乐器和几本书。但是，经过长时间周密细致的观察后，我没看见什么能够引起特别怀疑的东西。”

“环视了一圈儿之后，我的眼睛最后落到一个用硬纸板做的、用金丝装饰的、中看不中用的卡片架上，卡片架是用一根脏兮兮的蓝带子拴着，吊在壁炉架中间下方一个小铜钮上，晃晃荡荡的。这个卡片架有三四个格子，里面放着五六张弄脏的明信片和一封孤零零的信。这封信脏兮兮、皱巴巴的，已经被差不多从中间扯成两半了，好像刚开始觉得这封信毫无价值，就要把它彻底撕烂，可是转念一想又变了主意就停下来。信上盖了一个大黑印章，很显眼地印着D名字的首字母组合图案，这封信是写给D部长本人的，从又细又小的笔迹看，写信人是个女的。这封信被很随便地甚至好像很草率地塞在卡片架最上一层的格子里。”

“我一瞥见那封信，就当即断定这正是我要找的那封信。当然，外表上怎么看，都跟警察局长给我们读的详细描述完全不同。架子上的信印章又大又黑，上面印着D名字的首字母组合图案；而那封信上则是一个小红印章，印着S家的公爵徽章。这封信是写给部长的，字写得又小又细，是女人的笔迹；那封信的姓名住址是一位皇室人物，笔迹明显粗犷有力。两封信只有信的大小对上了。然而，这些极端至过分之处，还有尘土、信上的污垢和破损的情况都与D实际生活中有条不紊的习惯是那么不一致。显然是有意为之，使看到信的人误以为这封信是一张废纸。这些情况，再加上信的位置过分突出，每个来访的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与我先前得出的结论分毫不差。这些情况，我说，对于一个心怀疑虑而来的人，都有力地证实了他的疑心。”

“我尽可能把这次拜访的时间拖得长一点，为此，我选择了肯定让他兴致大发、兴奋不已的话题，这样我们非常热闹的讨论就能得以继续进行下去。与此同时，我用眼睛盯着那封信。通过这样仔细观察，我把信的外表及其在卡片架上摆放的方式都一一记下。另外，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情况，这使我打消了原有的任何一丁点儿的疑惑。在细细打量信纸的边边角角的时候，我注意到它们好像超出了正常的磨损程度。从信纸破损的样子看，就好像把一张硬纸先折叠一次，然后用文件夹压平，再按原来的折痕，朝相反的方向重新折叠了一次。发现了这个情况就足够了。很显然，就像一只手套的里面被翻过来，变成了外面，这封信也被翻了个面儿，又重新在上面添上姓名地址并重新封好。于是，我向部长道了一声早安，马上起身告辞，把一只金鼻烟壶留在桌子上了。”

“第二天早晨，我借着取回鼻烟壶的名头又去拜访，我们又兴致高涨地接着聊头天的话题。正当我们聊到兴头上，突然传来了很响的爆炸声，听起来好像谁在旅馆的窗户下面放了一枪，紧接着就传来一连串可怕的尖叫声和吓坏了的人群的叫喊声。D冲向一扇窗户，推开向外张望。这时候，我走到卡片架前，拿起那封信，装进我的衣袋里，同时用一封摹写的信来替换原来的信（仅限于外表），这我在家中事先已经备好，并且仿制了D名字的首字母组合图案——我是信手拈来一块面包做成印章的。”

“街上的骚乱是由一个火枪手的癫狂行为引发的。他在一群妇孺中间放了一枪。后经查实，枪膛里没装子弹，就把这个家伙当作疯子或者醉汉放走了。他走之后，D也从窗口回来了。其实，当时东西一到手，我就已经立刻跟着他走到窗口。不一会儿，我起身向他告辞。那个假装疯子的人是我自己出钱雇的。”

“但你用摹本调包儿有什么目的吗？” 我问道， “如果你第一次去拜访的时候就公开地拿起信来就走，难道不更好吗？”

“D，” 迪潘回答说， “是一个情急拼命的人，也是一个勇敢沉着的人。他的旅馆里也不是没有死心塌地为他效劳的侍者。假如我像你建议的那样鲁莽行事，我就可能永远不会从部长面前活着离开，善良的巴黎人也不会再听到我的消息了。除此之外，我还有个目的。你知道我的政治倾向。在这件事情上，我扮演了那位尊贵的女士的坚决拥护者的角色。她已经被这位部长掌控了十八个月。现在该由她来掌控他了——由于他并没有发觉信已经不在自己手上，他会继续勒索，就像信还在手上一样。这样一来，他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马上陷入政治毁灭的境地。他的倒台，不仅是一落千丈，更是尴尬万分。有句俗话说得好， ‘下地狱容易’ 。然而，正像卡塔拉尼 [5] 谈及唱歌一样，在五花八门的攀登过程中，上升要比下降容易得多。他栽了，但我不同情他，至少是不可怜他。他是那种十分可怕的怪物，一个有天分但卑鄙无耻的人。但是，我承认，当他遭到警察局长称之为 ‘某大人物’ 的那位夫人公然对抗而不得不去打开我放在卡片架里的那封留给他的信的时候，我倒很想知道他究竟作何感想。”

“怎么想？你在信中写了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吗？”

“嗨，如果信里一片空白，只字不留，那样好像也很不合适——那不是侮辱人家嘛。有一次在维也纳，D对我做了一件恶事，我戏弄他说，这件事我是忘不了的。所以，我知道他会觉得有点好奇，急于知道这个以智取胜于他的人究竟是谁。我认为倘若不给他留下一点线索，岂不遗憾。他太熟悉我的笔迹了，所以我就在那张空白纸的中间写了下面几个字： ‘如此恶毒的阴谋即便比不上阿尔特拉厄，也比得上蒂埃斯特了。 [6]’ 这些话在克雷比戎的《阿尔特拉厄》里能查到。”

注释

[1] 即猞猁，以性情狡猾而又谨慎著称。

[2] 普洛克汝斯忒斯（Procrustes）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他将俘虏拔长或截肢以使他们与床齐长。

[3] 罗什弗科：法国思想家；拉布吉夫：不详；马基雅弗利：意大利政治家；康帕内拉：意大利政治家。

[4] “中项不周延” 是一种逻辑错误，此处警察局长的具体错误是从 “所有的笨蛋都是诗人” 推论出 “所有诗人都是笨蛋” ，其错误在于 “有些诗人不是笨蛋” 。

[5] 意大利十九世纪女高音歌唱家。

[6] 阿尔特拉厄和蒂埃斯特（孪生兄弟）是古希腊的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