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对比研究
以西方哲学思想史为参照系（或坐标系），就能寻找到康德和维氏在哲学问题域的位置。
康德先验哲学对理性作出限制，划定理性认识的界限：知性范畴表只有在经验范围内有应用，人类理性一旦凌驾于一切可能经验的基础上，放弃经验的教导，就必然产生先验理性谬误推理和辩证幻相（四个二律背反）。
维氏从语义分析哲学的维度对康德的理性法规作出回应：可以说的，都能说清；不可说的，只可不说。
对比康德和维氏二人对人类认识能力限度的划定，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1.康德的“可知的”和维氏的“可说的”有何区别？
2.康德和维氏对人类认识能力作出限定，但是可以追问二者所涵盖的范围是一致的吗？
3.康德和维氏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划定是从“可知”与“可说”两个维度加以阐释的，经过对比咱可能是如下三种情形之一：
3.1“可知的”范围就是“可说的”范围；
3.2“可知的”范围大于“可说的”范围
3.3“可知”的范围小于“可说的”范围
实质上究竟是何种情形？
4.维氏通过语义分析能否寻找到人类理性的纯思维的元逻辑，由此与康德发生对话：康德的认识先验原理就是人类自然语言底层逻辑？